片花：乡亲们的169块钱，马文芳要用一辈子来回报；自己的诊所，创办不到两年，又濒临倒闭。请继续收看，面对面董倩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乡村医生马文芳。
 
　　解说：1951年，马文芳出生在苏刘庄村一个贫穷的家庭。在他10岁那年，因为家里没钱看病，马文芳遭受了家破人亡、撕心裂肺的痛苦。

　　马文芳：在我十岁那年，我母亲32岁得了伤寒，当时在床害了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全家的东西都都卖光，卖尽了，我父亲为给我母亲治病，借遍了千家万户，是能借的借了，不能借的也借了，该借的也借了，不该借的也去借了。

　　董倩：借钱是什么滋味？

　　马文芳：那时候我也小，具体我父亲是什么滋味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最后我知道他借了一天，一共借了一块二毛钱。最后我母亲两个月的时间去世了。这还不算痛苦，最痛苦的还是我母亲去世的第五天，我八岁的弟弟又患上了伤寒，这个时候是我家最痛苦的时候。结果眼看着我弟弟挨了二十多天，一天不如一天。生命眼看是命在旦夕，这时候我们全村的父老乡亲伸出了爱心之手，每户自愿地给我家捐钱，一分，二分，五分。有的拿着鸡蛋给我家送去了。不但我村的捐了，为了救我弟弟，我们周边村的也给我家捐钱。这时候，每捐一分钱，我都跪到他们门口给他们磕头。

　　董倩：磕了多少头？

　　马文芳：我都记不住，只要给我家捐钱的，我都磕头。实际在我心中，病人怎么痛苦我最明白，难人怎么难的，我最清楚，那时候。你想啊，最后一共捐了一百六十九块钱。

　　董倩：在1961年时候，那是一笔什么样的数字？

　　马文芳：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。这时候，拿出这169块钱，也是我弟弟救命的钱，把我弟弟抬到了开封市医院，最后二十多天，还是没有救活他的命。这时候，接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伤寒夺去了我家两个人的生命。这时候，我在我弟弟，我母亲的坟前发过誓，农村为什么没有医生，那时候没有诊所，没有医生。如果有医生多好啊。这时候我下了决心，一心就想当医生。给农民治病，来报答父老乡亲的恩情。

　　解说：有了自己心中的目标，马文芳开始了求学之路，那一年他只有13岁。

　　马文芳：我就背着书包，我听说哪里有医生 先生，我就去找到他，跪下给他磕头，要学医。最后找了几个人，都不是太愿意教我。

　　董倩：为什么？

　　马文芳：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了解，到现在想，是不是他们老中医保守，或者是不是嫌我小，我也不是太明白。

　　董倩：后来呢？

　　马文芳：最后我找到通许我们县有个老中医，不过现在老中医已经去世了，叫付振中。最后还是他愿意教我。最后给我两本书，他说回去背吧，孩子，背好了以后再来找我。我就回去看那个书。

　　解说：就在马文芳拿着老中医给他的两本书，苦苦自学的时候，当时的中国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，1967年，当时的开封市通许县卫生局，在马文芳所在的苏刘庄村成立了卫生班，经村干部的推荐，马文芳成为了一名学员。

　　马文芳：那时候才17岁，让我上了卫生班，上了卫生班以后，我回来就在诊所。那时就当了赤脚医生。

　　董倩：赤脚医生，当时有收入吗？

　　马文芳：那时当然有，工分嘛，他们上地劳动也是挣那么多分，我当赤脚医生也是挣那么多分。

　　董倩：当时你就开始给村里面的父老乡亲开始治病了？

　　马文芳：对。

　　董倩：可是才17岁，而且也没有受过什么系统专业的训练和教育，你觉得能做好这项工作吗？

　　马文芳：尽最大的力量去做，在那时候，因为农村还没有诊所，农民还没见过医生，当时我学了一年的时间，我为这事我买了很多书，我没上过大学，我就自己钻研，为了给父老乡亲治病。光我的药箱子就背坏了五个，也可以说，每天跑遍了千家万户。我爱人和我抬过杠，晚上在窗户外面叫，不管是大人小孩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不管是老的少的，他只要在窗下叫一声，我都知道是谁。我们村里的人走进我的诊所里，他多大，他身体状况，他有什么病，我都知道。

　　董倩：为什么你知道这么清楚呢？

　　马文芳：因为每一个人，每一家，不能说一千遍，也去过几百遍。

　　董倩：您给每一户人家去看病的时候，你是有自己的工分，但是你给别人看病，你收他们的钱吗？

　　马文芳：收，那时候打一针，连吃药，三分，五分，有五毛的都很少见。不收不行，那是诊所的，那时候诊所是大队的，那叫卫生室，那属于大队的。你收的每一分钱都是大队的。

　　董倩：你看的病人多，卫生所的收入就多，你个人的收入会不会也稍微多一些？

　　马文芳：不会，那时候是死的，就是那么多工分。最后条件好一点，一个人每月补助三块钱。

　　董倩：那时候的农村合作医疗和现在开始实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

　　马文芳：那时候是一个人一年兑一块二毛钱，国家不拿钱。那时候我在诊所，我也搞了合作医疗，利用三土四制，土法上马。三土，就是土药，土方，土医。四制就是自己制丸，制散，制膏，制丹，三土四制。这样给老百姓看病，老百姓也比较简单，那时候看病也三五分钱，那时合作医疗搞得非常好，用三土四制，土法上马，把农民的病基本上全部看完了，不但一年一个人一块二毛钱，还要结余。没有现在复杂。现在病又转了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、脑血管病，多了。

　　董倩：在什么时候，你觉得可以自己单独应对一些老乡的问题了？

　　马文芳：那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，25、26的时候，我又在通许上了一年卫校，又学了一年，最后到开封淮河医院又进修了一年。回来以后我给农民看病，也是还是老三件，听诊器、体温表、血压计。我用了三件的东西，就给农民利用望足扣听的方法，详细给他看。我坚持第一个原则就是细致给农民看病，尽量把这个病看准，尽最大力量把病看准。再一个原则，就是把病人当亲人，我跟他们说，我小时候是个苦孩子，农民怎么难我最清楚，病人怎么痛苦我最明白，所以，我小时候苦过，父老乡亲帮过我，我现在好点，我就帮人家。所以，我跟他们说，病人来了，别把他当成病人看，当成自己的朋友看，当成自己的家人看，当成自己的亲戚看，他没吃的给他吃的，没穿的给他穿的。在我诊所是这样。

　　解说：那个时候，马文芳用一颗报恩的心，为乡亲们看病。当时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，已经走向普及化的程度，到1976年，全国已有90%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。然而两年后，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人民公社被取消，合作医疗制度也自然解体。经过大队研究，决定让马文芳自己办一个村诊所。1978年,马文芳用省吃俭用的钱，盖起两层简易小楼，创办“爱心诊所”。

　　董倩：那个时候很多农村的，尤其是村的医疗所都放弃了，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5%，你的诊所是在这5%中的一个，你为什么要坚持下来？

　　马文芳：我就这样想的，第一个我要报恩，为父老乡亲服务。再一个我利用我的三个原则去给老百姓看病，这样越看越多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　　董倩：当时你的经济底子厚不厚？

　　马文芳：不厚。

　　董倩：那你不厚的话，你得去买药。

　　马文芳：买药，借钱。

　　董倩：你给谁借？

　　马文芳：给父老乡亲，朋友，亲戚，最后借钱买药，买药欠债。

　　董倩：我们都知道，世界上借钱是最难的一件事，虽然说你是乡村医生，你在那儿的信誉应该是很好的，但是你五次三番地借，还有人愿意去接给你吗？

　　马文芳：那可不愿意。欠的回数多了，肯定不行。

　　董倩：那怎么办？

　　马文芳：不欠。有多少钱就买多少药。那五年非常苦，也可以说我那诊所，我去买药，我和我爱人拉着车，我的孩子在上面坐着，去药店里买药拉回来。

　　董倩：是哪个地方的医院，是去县里？

　　马文芳：至少得上乡级，县级。那时候不跟现在一样，现在一打个电话，缺什么药就送过来，过去不行。

　　董倩：您拉着车？要走多久，走多远的路？

　　马文芳：至少十二公里以上，六公里以上。

　　董倩：可是你手里就有有限的钱，你只能买有限的药。而村里面的病人，对你的医疗的需求，对药的需求确实是大大超乎你能够得到的，你怎么办？

　　马文芳：不好办。

　　董倩：那这样的话，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？

　　马文芳：关门了。

　　解说：1980年，也就是在“爱心诊所”开办两年后，因为乡亲们拖欠马文芳的医药费越来越多，无法填补赊药的窟窿，“爱心诊所”被迫关门了。